今日报丨一位心外科医生的医工交叉探索：让科研技术转化落地生根
“临床工作是非常繁杂的，如何走下去，医工交叉是非常重要的路径。目前医学技术转化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原始创新和科研产出在企业、政府和高校之间有效供给不够，医工交叉的伙伴非常难找，这是目前医学技术成果转化创新面临的困难与瓶颈。”4月14日-16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医学院联合举办的“健康中国产业领袖”项目第四期培训班上，北京安贞医院科技处长、心外科于洋授课分享。
【资料图】
于洋教授在健康中国项目第四期培训班授课。高瑞瑞 摄
CABG潜在患者基数大，实际开展数量却不到6成
医生双手迅速在心脏上“飞针走线”，手术的每一步操作都必须缝合严密、精准无误，几分钟之后血管通畅，医生顺利完成“搭桥”。课堂上在场的每位都为此绷紧了神经，但对于洋来说却是日常操作。
“不停跳冠脉搭桥术是治疗冠心病的一种外科手术治疗方法。‘搭桥’就是取患者身体其他部位的血管，作为‘桥’材料，将狭窄冠状动脉远端与主动脉连接起来。”于洋介绍。
据悉，我国冠心病患者数达到1139万，其中高龄、复杂病变、伴有严重合并症等重症患者比例持续增加。国际权威指南指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是重症患者首选诊疗方式。
“CABG潜在患者基数大，需要搭桥的复杂冠心病患者约占患者总数的30%，现存患者400万人，年新增近40万人。”于洋表示，但是在临床实际的操作中仍面临不少痛点。开设心外科医院数明显增加，实际开展CABG数量却不到6成，据统计，2018年开设有心外科的医院为750家，2020年增长至976家，但2020年实际开展CABG的医院数量仅为572家。此外，CABG总体手术质量参差不齐，容易出现再狭窄问题。
于洋认为，目前我国冠脉外科发展有四大趋势：一是抑制静脉桥血管再狭窄，如降低使用大隐静脉桥的冠心病术后1年和5～10年再狭窄率；二是加强手术质控，探究新一代的质控方法；三是进一步提高诊疗精准化程度；四是推进高端器械国产化，随着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集采等政策大规模落地，控制器械成本、降低售价。
医工交叉在沟通磨合中探索解决出路
临床医生有好的想法，怎么实现技术成果转化？对于冠脉外科医生来说是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
2021年，于洋为了将自己的临床想法落地实践，他参与了企业的创业项目，用他的话来说，“从此一位心外科医生，一脚踏入了医工交叉探索的漫漫征途。”
“医院要做创新、做产品，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工程合作者。在创业的初始阶段，我们手中拿着7个项目，心情非常兴奋，但是对于如何将医学成果转化为产品还是一头雾水。”于洋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回忆，这实际上是一个筑梦的过程，就像是一位建筑师在勾画自己的建筑蓝图，而作为施工方的产业端来说，更关注建筑的建设成本和成功概率，所以医生和产业端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
“沟通、跌倒、爬起来再沟通……几乎每一次的医学科研转化项目都会被推倒重来。”对于于洋和他的团队来说，循环往复之下，失败不再是阻碍，反而是向着成功进军的胜利号角。
“无论是医疗器械还是药物，都是高投入、高风险的，再低的投入也是百万起步。”于洋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我们的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基本上都是数百万的交易额。转化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使用权转让，以试剂盒产品为主；二是专利授权转让；三是技术秘密打包转让，目前这一类已占整体全部转让形式的三分之一，主要还是和医学的自身特点有关。但现在高价值专利转让的数量还比较少。”
“科研人员把产品做到原型机已经很艰难了，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机制，让科研人员继续走下去。”如何在医工交叉探索这条道路上持续前进，于洋表示，创新的概念由医生提出，最终回归临床。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人，管理需要人，技术研发也需要人。技术是手段，资金是推动器，最关键的是找到合适的工程合作者。同时，要有方案随时被推倒重来的强大心脏。
“失败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兴奋，就像是这条路上的一个暗礁机关被触发，只要坚持住、向下深挖就能发现新的天地，这种极乐观的处理方式，让我们不断向前，直到目的地。”于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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