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养12个患病弃婴 在这个家庭亲情不一定与血缘联系
家的12次方
从这里向北9公里，就到了北京的地界。
他是村里的医生，信奉“人命关天”。一个新生儿在这种天气里被撂在外面一晚，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大雾中他看不到人，只能一边拼命蹬车，一边不停大声嚷：“让一让，我要救小孩！”
往后的14年里，又有11个有着不同程度缺陷的弃婴来到他们家，不少是由派出所或者民政机构送来。
几乎每个来到这个家庭的孩子，都要经历2-3次手术。在外看病期间，有时一家人就在医院旁的公园里过夜。
“只要敢来，我就马上报警，他们知不知道遗弃孩子是犯罪？”
在22岁的年纪，困扰这个孩子的事情里，没有“身世”这一项。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缺陷”。
在这个家庭，亲情不一定必然与血缘联系在一起。
在他们家，“收养”仍然是个禁忌词汇。所有的往事都被封存在缠了四层的塑料袋里，那里有数百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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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敏和李凤月在自家院子里。
大雾
这几年，李凤月常常想起那个大雾弥漫的早上。她已经68岁，忙碌了大半生，下地干活儿时腿脚不再灵便，她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回忆。
记忆中反复出现的那天是在深秋，地里的麦子刚刚出苗，空气中还残留些玉米秸秆焚烧的味道。在河北省固安县宫村镇，这个时节的村庄总是被雾气笼罩，但那天的雾大得出奇，一直到下午1点才散去。
那时夜已经很长，上初中的女儿早上6点出门时，天色微亮。她起身往窗外瞅，看到一片灰白，马路消失不见，环卫工扫地的声响就在屋前，却看不到人影。夜里两岁的小儿子又闹了几次，女儿出门后，她又躺下睡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被一声撞门声惊醒。从炕上坐起后，她看到女儿推着自行车闯到了屋里，神色紧张。
“忘带课本了？”李凤月问。
“村中路边有个小孩。”女儿低着头回答，不敢看母亲和弟弟。
“是个小豁嘴(唇腭裂)。”女儿补充。
李凤月有些愣神，反复确认女儿看到的是个孩子，或者说是一条人命，而不是上学路上遇到的其他稀奇物件。从女儿口中，她大致得知那是个被人遗弃在路边的新生儿，因为黎明时才被发现，这个婴儿很可能已经在外面冻了一整晚。
多年以后，李凤月还是很难解释清自己当时的决定。她几乎没有犹豫，只是本能地觉得不能明知道那里有一个正在凋零的生命，却什么都不做。也或许因为自己刚又做了母亲，对新生儿有同理心。
“赶紧把他抱回来吧。”她看着身边的丈夫申敏，语气急迫，等待他的回应。
申敏听出了妻子的坚决，他是村里的医生，信奉“人命关天”。一个新生儿在这种天气里被撂在外面一晚，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他快速披上衣裳，屋里光线昏暗，只找到一只袜子。顾不了那么多，他出门跨上三轮车，就朝着女儿指的方向蹬去。
大雾中他看不到人，只能一边拼命蹬车，一边不停大声嚷：“让一让，我要救小孩！”清晨的小镇街道寂静如常，行人稀少，只有几家早餐铺子开了门。在平淡的乡村生活里，没人记得那天早上申敏的喊叫声，甚至连看似不寻常的大雾都被忽视了，不足以挤进人们的记忆。
但那天的每一个细节都刻在了申敏的脑子里。到那个地方后，先一步骑车出发的女儿已经抱起了孩子，他看到婴儿始终闭着眼，因为湿度大，“小被子能拧出水”。他把孩子抱回家，发现肚脐以下全都冻得黑紫，夫妇二人用输液瓶装满温水焐了一上午，直到第二天，孩子才睁开了眼。他们给孩子取名“贝贝”，是“宝贝”的昵称。
这天是1998年10月31日，后来成了贝贝的生日，尽管他们都知道，这很大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出生日期。申敏夫妇二人也没能预料到，他们原本只想救孩子的命，但整个家庭的命运也由此转向。
往后的14年里，又有11个有着不同程度缺陷的弃婴来到他们家，不少是由派出所或者民政机构送来。除了其中3个因为先天性疾病治疗无效夭折，另外两个因特殊或者重大疾病被送到福利院外，剩余7个孩子全部由申敏夫妇抚养长大。
这些“捡来的”孩子得以活下来，去认识世界，去影响他人，而没有彻底成为一个被人随意丢弃的物品。他们的到来也改变了这个家庭原本的生活，塑造出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家庭形态。
李凤月曾经为一家人做饭用的柴灶和铁锅。
第一个孩子
老申家捡到一个小子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第二天就有人过来看贝贝。这符合申敏夫妇的预期，如果有好人家愿意收养，对弃婴来说也是种不错的归宿。
一个女人走进门，说明来意，告诉李凤月自己一直想要个男孩。寒暄过后，她接过贝贝，把小被子揭开，抱起来“左看右看”。这让李凤月有些不悦，虽然检查孩子是理所当然，但贝贝刚刚从冻僵中恢复过来，“如果真疼孩子，怎么会这么不注意”。
贝贝的唇腭裂显然让女人有些犹豫，检查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她突然握着贝贝的双脚，把他倒拎了起来。
“这样才能看出豁在哪儿。”女人把脸凑向贝贝的小脑袋，然后回头笑着对李凤月说。
李凤月彻底忍不住了，把孩子抱了回来，她看不惯对方像挑选商品一样挑选孩子。
“她这么在意孩子的缺陷，领养后会不会有对孩子失去耐心的一天，到时会不会放弃他、虐待他？”在自家院子，李凤月谈起当时的担心。
往后的十几年里，她在这间院子里见过很多操着不同口音，过来想要领养孩子的父母。河北的、山东的，有人头发都白了，还想着一定要个儿子，还有人告诉李凤月，只要能领走孩子，“给多少钱都行”。
就像当年第一次拒绝别人把贝贝带走一样，这些人统统被她婉拒。她承认有些人家看起来很真挚，条件也比她家好，但她始终放不下心，无法说服自己点头。“如果是个好小孩，我倒放心些，但自己的孩子有时都嫌烦，更何况他们都不是亲生的，也不是一般的小孩。”
贝贝最终成了申敏家的老四。在派出所，夫妻二人写下了一份保证书，承诺未来不会虐待孩子后，贝贝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和户口页——他社会身份的标志。
河南开封袁厉害事发那年，几乎每天都有民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院子，看孩子们有没有被虐待。后来，她和申敏去考察过福利院，随即打消了把孩子送过去的念头，“那里没有家的感觉”。
有时李凤月也会困惑，自己的很多决定，会不会扼杀掉孩子们的另一种人生可能。但回到现实生活中后，她又很快释怀。
贝贝除了唇腭裂，还患有巨结肠，智力也不如常人，“是最不让人省心的一个”。一开始，他只能吃流食，申敏夫妇除了要单独给他做饭，还要隔天就给他洗肠。后来，经历了6次手术后，贝贝才能正常生活。
几乎每个来到这个家庭的孩子，都要经历2-3次手术。以至于从贝贝到家的那年起，一直到2012年最后一个孩子冬冬进门，申敏夫妇每年都要带着孩子到北京、天津等城市手术。
来申敏诊所求医的村民，时常看到诊所一连几天都关着门。他们都明白，老申又给孩子看病去了。
最紧张的时候，有三个孩子同时做唇腭裂手术，还有一次两个孩子同一天在不同医院手术。夫妻两人照顾不过来，总会带上女儿帮忙。尽管很多手术都是慈善项目，但抚养十几个孩子仍需要不小的开销，在外看病期间，有时一家人就在医院旁的公园里过夜。
2002年，申敏家来了4个孩子。涛子是其中之一，他患有腹肌缺如综合征，上午10点从派出所接回家，11点夫妇俩就带着他去了北京儿童医院。
见到医生后，对方刚开始检查孩子，就突然停下，疑惑两人跟孩子什么关系。医生确认前一天刚见过这个孩子，当时的“孩子父亲”是另外一个人。医生给那个年轻的父亲开了手术单，告诉他只要交1万元的押金，很快就能手术，但这个父亲离开诊室后，就再也没见回来。
涛子的手术很成功。这个派出所民警口中被先后遗弃4次的婴儿，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19岁的健康小伙，在一家酒店做了服务员领班。
冬冬是家里来的最后一个孩子，那时李凤月亲生的大儿子已经娶了媳妇，儿媳妇怀着孕就要临产，原本指望婆婆能帮她带孩子，可在娘家待两个星期再回来后，发现家里多了个婴儿。
60岁那年，李凤月带冬冬去大连看病。回来时，她背着冬冬，在火车站安检口被工作人员拦下。对方拿着她的身份证，质疑她“孩子母亲”的身份。
一个农村妇人，在外地独自带着一个婴儿，又声称是孩子的母亲，这些都符合“人贩子”的特征。她被扣在车站治安室，查清真相后，火车早已开走。
经历过种种艰辛，李凤月相信，把贝贝和他后来的弟弟妹妹们留在身边，是个正确的决定。她舍不得让孩子们离开，也不想冒险，“人心难测”。
每个孩子进家后，李凤月都要把他们原本的小被子、奶壶全都扔掉，她觉得这些物件肮脏。
这些年来，生活不易，但总算平静。有时这种平静也会让李凤月感到紧张，她也想过，孩子们的生父母可能会来认亲。
“只要敢来，我就马上报警，他们知不知道遗弃孩子是犯罪？”谈到这个话题，李凤月语调忽然上扬，嘴角抖动，“我还想问问他们，什么样的人能那么狠心，能做出这种事，这一直是我心中的谜。”
“他们应该不会来吧？”情绪平复后，她又补充说。
李凤月和孩子们在地里劳作。
院子
贝贝到家那年，申敏刚把新房盖好，是那种河北农村常见的四合院。因为收养孩子，原来的装修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2007年时，市里的领导到家里慰问，解决了堂屋的装修，给院子打了水泥地坪。在这个家庭，孩子不用出门就有足够多的玩伴，小院成了他们的乐园。
如今孩子们已经长大，在外学习、工作，院子显得有些冷清。两年前申敏做了腰椎手术，当时乘坐的轮椅随意停放在地上，沾满了泥土。
院子不大，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家人共同生活的痕迹。压井旁，邻居送来的儿童车少了个轱辘，已经闲置多年，成为院子里难得的色彩。外面捐赠的衣物堆满了半条走廊，短袖、长裤和羽绒服缠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孩子们穿不完的“时装仓库”。
一口大铁锅还架在西屋的灶台上，过去很多年，李凤月都是用它做饭，填饱孩子们的肚子。养活十几口人顾不上精致，餐食通常是大锅粥、烙饼，或者馒头。逢集时，李凤月习惯晚些出门，去菜市场挑“货底”，这是孩子们最实惠的维生素来源。
西屋一共三间房，北侧那间砌了一铺2米宽的大炕，占了大半空间，最多时挤了10个人。堂屋装修完之前，这间15平方米的屋子一直是申敏夫妇和孩子们最主要的生活空间。
夫妻二人无法计算，在这间屋子里究竟经历过多少个不眠之夜。除了日常的喂奶粉、换尿布，他们还要给孩子术后护理，两人分上下半夜值守，但仍然经常“喂到一半就睡着”。
院子后面不远处，就是申敏家的9亩田地。白天除了一群孩子，李凤月还要照料地里的小麦，或者玉米、花生。
地里每年2.5万元的产出，无法支撑9个未成年孩子的抚养费用。当地政府解决了8个收养孩子的低保，每人每月200-500元不等，成年后停止发放。一家慈善机构，为这个家庭提供连续10年、每年5000元的资助——涛子做手术时，一家电视台为他们募捐了6万元，手术后，申敏找到北京市慈善协会，把剩下的5万元交给了他们。
20年前，媒体曾集中报道过这个特殊的家庭，那时候申敏是站在最前台的人。他当时55岁，经营着村里仅有的两家诊所之一，不论收入还是地位，都称得上体面。那时他总梳着讲究的分头，穿着一件还算平整的西服。
孩子们陆续到家后，他没太多精力放在经营上，诊所逐渐没落。如今，镇上多出几家标准化建设的卫生室，年轻的医生精力充沛、动作利落。申敏的诊所仍缩在街道的角落，室内墙上的宣传画已经卷边泛黄，早就没了20年前的辉煌。一天下来，只有三五个人来拿药，收入不到20元。
他平时就睡在一间诊室的木板床上，屋里堆满了杂物，总是弥漫着剩饭的味道。一连几天，他都穿着同一件已经过时的T恤，或许是因为瘦弱，衣服显得有些松垮。他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头发花白，牙齿几乎已经掉光。几个月前，他犯了脑梗，现在只能侧着身子小幅踱步。
这个已经75岁，几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还要坚持继续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
“他们只要愿意上进，我就给他们创造条件，争取让他们成才。但像贝贝这样，脑子不机灵，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给他一条命，让他好好活着。”他站在院子中央，声音含混不清。
家
贝贝上到小学六年级，因为智力发育迟缓跟不上课，只能辍学。今年他已经23岁，身高接近1.7米。大部分时间，他都沉默着，说话时语调缓慢。
他一直待在家里，除了父母，陪伴他最多的是一辆小号自行车。那是两年前他闹着李凤月非要买的，尽管骑上去不太协调，但并不妨碍它成为自己的宝贝。只要有空，他就会把车子擦得铮亮。
平日里他喜欢骑着它在镇上乱逛，到小卖店买些零食，有时也会给父母带回一份，或者去找总爱乱跑的“小宝”——一个父母在2007年收养的、患有癫痫的弟弟。
很多人都好奇他到底有多“傻”，但在申敏夫妇眼里，贝贝很懂事。有时父母拌嘴，火药味还没上来，贝贝就走过去挡在两人中间，低着头不说话。
和外人讨论自家孩子的身世时，如果贝贝在场，李凤月总会主动把他支走。
“他心里有事儿。”李凤月无法确信贝贝是否能听懂，但她不想让那些往事伤害到他。
在申敏家，孩子们的身世不仅是个禁忌话题，有时也可能是个“谜”。
大山是申家的老三，比贝贝大两岁，现在在北京读研。上初中前，他都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来历。李凤月担心如果他知道自己是亲生儿子后，会欺负弟弟妹妹，从小就告诉他也是领养的。
生大山时，李凤月已经43岁，申敏50岁。这个本该得到父母万千宠爱的小儿子，一直和弟弟妹妹一起挤西屋的大炕，一起吃大锅饭，一起玩泥巴。因为健康的身体，他甚至无法平等地分享父母的注意力。
小时候，大山也是医院的常客。他没有什么疾病，只是父母和大姐带着弟弟妹妹手术时，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
在这个家庭，亲情不一定必然与血缘联系在一起。
嘎子排行老五，1999年被“捡”回家。他说自己从未感到过被区别对待，也没感到和父母的关系有什么特别之处。在22岁的年纪，困扰他的事情里，没有“身世”这一项。
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缺陷”。
他和贝贝，还有后来进家的白胖、可心，都患有先天性唇腭裂，这很大可能是他们当初被遗弃的原因。后来兄妹几个都做了手术，也留下了痕迹。
上学时，嘎子受不了别人看他的眼神，总觉得有人在笑话自己。他不断转学，希望能隐藏在陌生的环境里。
现在，他成了家里最在意自己形象的人。9月的一天，即使在家他也要穿上讲究的衣服，白色T恤、灰色棉质运动裤都经过熨烫，脚上的白球鞋擦得像崭新的，鞋带要系得尽量对称。
李凤月笑话他“臭美”，转过身，她又心疼起儿子，后悔当年没能给他们找更好的医生，做更完美的手术。
在家庭内部，回避与“身世”有关的一切话题已经成为一种默契。孩子们都确信，“讨论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但只要走出家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与众不同”。
中专毕业后，嘎子到北京找了份送快递的工作。最近他交了女朋友，对方是那种“很正常的家庭”。为了挣更多钱，他成为配送站里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员工。但这仍无法减少他的不安，他不敢想象女朋友真正见到他家庭的那一天，“一般人应该都接受不了吧”。
可心是2002年第三个进家的孩子，也是申敏夫妇领养的孩子里，唯一的女孩。
到了小学高年级，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身份。有几次放学时，申敏在学校门口接她，那时申敏已经60多岁，不知情的同学总会告诉她，“你爷爷来接你了”。
她没有纠正过这个简单的错误，而是把它压在心底，不愿跟任何人提起。有时，朋友只是寻常地问起她的家庭，也会无意间伤害到她。
她讨厌“弃婴”这个词，更讨厌这个身份，以及一切因此投向她的目光，包括同情。
很多时候，她都困在自己的身份里。父母对她越好，她越感到愧疚。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家会过得比现在好。”她声音低沉，露出不该属于这个年龄的愁容。
事实上，她很难说出“家”的含义，但在外面受了委屈，她会给妈妈打电话，狠狠哭上一顿。去年夏天，工作不久的涛子给她交了中专学费。
过年时，十几个兄弟姐妹和父母围在一起包饺子，是她最安心的时刻。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分散住在诊所和院子的各个房间里，平日很少在家。大锅饭也停了，即使假期有孩子回来，每个人都各自解决吃饭的问题。
他们就像风筝，飞得再远也被线扯着，原点就在这间院子。无论有多忙，嘎子都会抽空回家住上两天，父母年纪大了，他放心不下。
去年，堂屋的墙旧了，白胖买回油漆，一个人把三间屋子重新粉刷了一遍。眼看大专就要毕业，谈到未来，他确定自己不会去离家太远的地方，那会让他心慌。
相片
8月的最后10天，李凤月一家几乎是在花生地里度过的。她不再适合干重活儿，但今年雨水多，家里的4亩花生已经成熟，眼看就要生芽。她舍不得雇人，这块地是家里12口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她要榨出每一颗花生的最大价值。
可心和白胖放暑假在家，加上老二媳妇，家中不缺劳动力。这几日，她每天早上5点出门下地，等到太阳晒得脖子微微发烫，孩子们就带着早饭，拖着一个户外遮阳伞出现在了她身边。
伞就斜放在地上，一家人围在一起，身边堆满拔出的花生秧。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埋头摘花生，沉默着，时不时拉上几句家常。空旷的田地上，他们躲在伞下，跟随光线不断挪动位置，阴影变短，又拉长。
在宫村镇，这种老少一同农忙的场面并不多见。从这里向北9公里，就到了北京的地界。不远处固安县城，新城区规整的街道把新建的楼盘分割成块状，某个网红楼盘打出了“半小时双城生活，一站新机场”的广告。
西宫村就处在“城市圈”的边缘地带上，初秋时节，村子后面的责任田里，庄稼长势旺盛，空气里飘荡着玉米半熟的甜味。但更多时候，种地已经不再是西宫村村民的生存之道。在世界上最庞大都市之一的辐射下，他们很早就过上了半市民的生活。
李凤月一家除外。她和申敏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
太阳落山后，一家人离开花生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他们需要面对或新或旧的日常——小宝需要有人时刻盯着，冬冬还在上小学。今年的花生卖了7000多元，解决了白胖新一学年的学费。可心在石家庄学习音乐，演奏用的二胡要6000多元，还没有着落。
在他们家，“收养”仍然是个禁忌词汇。所有的往事都被封存在缠了四层的塑料袋里，那里有数百张照片，记录着这个家庭20多年的回忆。
一张照片里，申敏坐在西屋的炕边，白胖骑在他的脖子上，大山和涛子各分享爸爸的一个肩膀。可心和白胖抢不到好位置，只能被爸爸的胳膊挎着。
照片里每个人都张大嘴笑着，没有一丝愁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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