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动态：神的光芒之下：奢华的爱尔兰手抄本、最早的大学与早期的教堂风格
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人们看来，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是一段与古典时期脱轨的、跑偏了的、黯淡无光的岁月。
然而，若是不抱有任何偏见地看，中世纪依然为人类文明贡献出诸多灿烂的成就。
(资料图片)
比如现代教育系统中“博士”、“硕士”的说法就起源于教会学校；直到如今，我们常常可以在毕业典礼上看见身着学位服的青年人，这种包括学士袍、学士帽等在内的正式礼服，其传统就源自于中世纪的僧侣们在四处透风的教堂中常穿着的黑色长袍和头巾。
在艺术方面，中世纪主要表现在基督教艺术，留下了各类富有装饰性、色彩艳丽、构思精密的绘画、建筑和音乐。
这一部分我们先从欧洲西部的爱尔兰开始，初步感受下中世纪的视觉印象。
壹 奢华的手抄本
在上一节，我们主要介绍了从古罗马到中世纪美学思想的过渡性人物——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公元354—430年），他系统地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相进行结合，总结出有神论、三位一体论、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和天国论等等，其中所蕴含的主要美学思想包括：
一切“美”都源自上帝，主张艺术应抛弃现实世界而反映上帝之美；另一方面，欣赏艺术作品的公众应从这些作品中领会到上帝的理念，从而达到为宗教服务的目的。
奥古斯丁去世后46年，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此后直到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这长达近千年的时间被后人称作“中世纪”。
在几乎一千年后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弗兰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看来，“中世纪”严重背离了古典文艺发展的既定轨迹，是一段根本不值一提的历史，他因此将其贬称为“黑暗时期”。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先入为主的印象，一提起这个时代的艺术，人们总是联想到充满神秘主义诗歌、僵硬呆板的造型、幽深灰暗的建筑空间以及干瘪乏味的塑像。
但如果你仔细看下以上这幅充满韵律、色彩精美画作，你的印象也许就会发生一些改变。
这不是一张地毯，而是一幅来自于约公元800年绘制于牛皮上图书中的一页，制作这样一整本书大概要用185头小牛的牛皮。
这部用泥金装饰的手抄本出自爱尔兰，名为《凯尔经》（The Book of Kells），如今它被存放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图书馆。
整部抄本是用拉丁语写成四部新约圣经福音，在手写体的文字之外，还装饰许多插画：包括十页的整页插图、为情节装饰的首字母图案，以及文字页中行间各种小画像，共有两千幅左右。
最新的研究表明这部书并非同一时期同一批人员创作完成，而是由不同的僧侣持续创作完成，在半个世纪后才被合为一体。
有人认为《凯尔经》是“冷血幻象的产物”，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天使的杰作”。
无论如何，作为中世纪圣经福音手抄本中最著名的一部，《凯尔经》中这些奢华、繁复的装饰纹样和绘画代表了一种全新的风格，这些图像融合了基督教圣像传统以及更古老的凯尔特民俗纹饰。
书中这些插画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前所介绍过的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绘画传统，而是一种自洽的图像+文字的系统，其中绘制的人物、动物都被置于一些想象中的符号之中，用以辅助、放大文字中所传递的教义，让文字看上去更具张力。
在习惯于具象绘画审美心态的人看来，这些画作是古希腊、罗马艺术所达到的高峰之后的技术倒退，是艺术史中的一个断裂带，则难免显得武断。
比较下在同一时间的中国，稍早之前出现了王维、李思训、孙位等等绘画大师，他们正在酝酿用画面表现自己的思想，尤其是自王维所开创了水墨文人绘画的传统。
如果说中国的文人画家们开始致力用水墨为自己搭建灵魂的理想归宿，那么这些爱尔兰修道院中的修士们，则用画笔与文字创建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笔一画都奉献给了神圣的“天主”。
在我们为图画的创作者的耐心和想象力所感动之余，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画家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绘画方式——他们不再重视再现自然，而是开始学会了通过绘画来“表现”、传递自己的思想。
实际上，这些图案和手写字体早已成为爱尔兰文化的象征，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与审美习惯，在本地的商店招牌、餐具、衣饰等各类器物上，设计者们也经常采用这些装饰纹样。
贰 欧洲最早的大学与圣咏
正如那些长年累月抄写、绘制《凯尔经》的僧侣一样，随着基督教的推广，教会组织扮演了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
在此前的内容中，我们用了一个段落——“亚历山大里亚的美好时光”——介绍了在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帝国时期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所兴起的学术高峰，在基督教兴起之后，那儿庞大的藏书、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以及各种教育机构都被摧毁了。
然而你也许要问，中世纪的人们都去哪里去学习呢？
他们在修道院中学习。
虽然所有的文化教育都被教会所垄断，但教会本身依然需要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员来管理其教区。一所设施完备修道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缮写室，修道士们除了主持宗教仪式外，还负责传授文化知识。
到了12世纪，在意大利等地陆续出现了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他们采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逐步形成了被称为“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的教程。
被公认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应算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创建于11世纪，汇集了当时众多的学者，因为皇帝的重视，从12世纪开始成为一所不受任何权利影响的独立研究场所；
而在西欧，这一时期也在法国和英国诞生了由教会控制的著名大学，比如1150年开始创建的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Sorbonne），就是最早的一所学院，这所以研究神学为主的学院，获得了教皇给予的独立地位，因此创立了由教师主导型的学术模式。
隔海相望的英格兰，此时还没有大学，但早在1096年左右就已经有人在牛津讲学。1167年，一群英格兰的留学生，从巴黎大学返回英国，创建了牛津大学，之后因得到了英王室的大力支持而快速发展。在13世纪时，牛津大学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导致一些师生离开牛津，他们在剑桥创建了新的剑桥大学。
因教会与世俗封建政权的倡导，以上述大学为典范的中世纪学术体系，奠定了近、现代西方教育的基石。
这些大学中的教师在意大利被称为博士——英语中的Doctor一词，其词根就源于拉丁文教师 doctoreum一词。在巴黎，则将另一个拉丁词汇magister用作称呼教师或师傅，这就是硕士——Master一词的来源。
中世纪的这些教学模式和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英国清教徒对美洲的征服过程中，他们就仿照牛津和剑桥在马萨诸塞创办了哈佛大学。
在艺术方面，中世纪的音乐也留下了很多成就，乐谱的出现、键盘乐器的兴起、记谱法等等都是中世纪留下的遗产。
早在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分裂之前，米兰的主教圣安波罗修斯（拉丁文 Sanctus Ambrosius，约340—397年），就将教会中所唱的歌曲整理成册，后人称之为《安波罗修斯圣咏》，他还为教会制定了由七音组成的四种教会调式音阶，创造了对唱等形式。
到了公元六世纪末，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l,590--604年间在位）为了统一教会仪式，将各教会所用的教会歌曲、赞美歌等收集选编成《唱经歌集》，称为《格里高利圣咏》。
在格里高利一世时代，罗马设立了称为“歌唱班”的教授圣咏的学校，这可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之一。
叁 早期的基督教教堂样式
当然，最集中体现中世纪艺术成就的，应是各地纷纷建造的各类教堂。
自公元313年《米兰诏书》颁布，基督教从“地下”转入“地上”后，就逐渐出现了宏伟的教堂建筑。
早期的基督教教堂大致可分为西罗马的巴西利卡式（Basilica-plan），以及东罗马的集中式（central-plan）两种样式。
巴西利卡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意为“王者之厅”，在雅典等地人们将最高执政官办公所在的宏伟建筑称作巴西利卡；在古罗马时代，巴西利卡泛指一类公共建筑，包括法庭、会议厅以及交易市场等，后来这一词汇逐步成为一种建筑风格、结构的代名词。
所谓巴西利卡建筑，其特点为长方形建筑，围绕建筑物有一圈柱廊，正门在长边中央，屋顶采用条形拱券，短边两侧或者一侧有耳室。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早期的基督教堂几乎全部采用了这种罗马巴西利卡式：
其中央大厅被两排或四排柱子纵分为三或五部分，中间部分宽而高，形成中厅，中厅的终端为供奉圣坛的半圆形龛，两侧部分狭而低，构成侧廊；
集中式教堂主要是指建筑平面为圆形或多边形，建筑物中央有穹窿。从以上这幅示意图，我们大致可了解这两种建筑风格的差异。
修建于东罗马拜占庭第一次黃金時代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就结合了西方的巴西利卡式与东方集中式建筑的特点，成为宗教建筑的典范。
2020年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通过了一项决议，由总统宣布目前作为博物馆的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在7月24日以清真寺的形式重新开放，并将其管理权移交给土耳其宗教事务国家委员会，这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关拜占庭艺术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世今生，还有此后在各地四处开花的哥特式建筑，将是下一章我们将介绍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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