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句话:“食色,性也。”所谓民生,无非饮食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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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工厂上班。当时大家对食堂烧菜师傅有一个绰号,叫作“白乌龟”,“白”指厨师的白帽子,为什么叫“乌龟”至今没弄通。上海话发音,“龟”读成“居”,读出来是“白乌居”。上海话中“鬼”也读“居”,北方话的“小鬼”,上海人叫“小居”。我读技校时的支部书记叫居林,有一回职工家属给他写信,信封上写成“鬼林同志收”,闹了个大笑话。
某日,我到食堂找朋友聊天。他戴着白帽,身系白饭单正在切熟食白肉。他的女朋友刚刚和他吹了,嫌他食堂的干活。他边切边说:“白乌龟,白乌龟怎么啦,白乌龟随时随地有得吃!”说完,笃的一声一片白肉飞进他的嘴里。我看得馋涎欲滴,肚子笑痛。
后来,他考出厨师证,出国开中餐馆。赚了一笔钱又回沪,现在已是大厨师,带个团队,俨然饭店的灵魂,客流和利润的护身符。
说起美食家,除了食客,还应包括厨师。反过来说,没有厨师的制作,就没有食客的品尝,犹似没有文艺作品,就没有文艺评论家的存在。
民以食为天。厨师,天字第一号的职业。最伟大的厨师当数商朝的开国元勋、宰相伊尹,他父亲是厨子,他出生后又被称作“庖人”的厨子收养。他擅场“以鼎调羹”,最后当上宰相,以“调和五味”的理论治理天下。其实,宰相的“宰”乃屠宰、宰割之意,宰相就是一国之主宰,天下之“掌勺”。伊尹从灶台掌勺走到了主宰一朝,帮助商汤灭了夏桀,成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史记》载陈平主宰分肉的故事,说明天下事恰如乡里分配肉食一般,村中父老认同他的公平,后来国人也认同他的公正。从厨灶烹饪到餐桌配菜,等于掌握了治国之道、管理之责。这个道理连老子都认同,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嘛。没有进过厨房的人,说不出这样生动的语言。老子看来是很会烧菜做饭的。
至于孔子,更是一个讲究人。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点不肯马虎。吃得精美以外,还要享受音乐,他在齐国听韶乐后,美得“三月不知肉味”。脍炙之法,细薄的肉片鱼片,喷香的熟肉。蒸煮炙烤,联想到美味的蒜泥白切肉片,以及北京烤鸭、广东烧鹅。口腹之欲,圣人也是无法拒绝的。
据传当代大画家黄永玉请客,要求宾客各带一个拿手菜来。收藏家王世襄只拎了一捆大葱,亲手下厨做成一盆油焖大葱,令人称赞叫绝,技冠群芳。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了最入味的佳肴。
晚清时,川菜名厨入宫为慈禧献技。川菜因为口味较重,在四大菜系中有“民间菜”一说,档次不高。该名厨决心改变人们的俗见,创新出一道极其清淡鲜美的川菜极品:水煮白菜。此水非白水,而是熬制了几天几夜的膏汤。那“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神奇,赢得凤颜大悦,川菜一举雅俗双绝。
中国人在吃上面最肯花心思,也最舍得下本钱。衣服可以将就,旅游可以缓缓,一顿晚餐绝不能随便。中餐丰俭之间等级多,从盒饭到豪宴,价格跨度太大。不少人三餐之外,还要吃夜宵,美食还要伴美酒。
真正说美食,古人吃的东西不多。《尚书》有言:“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只有咸酸二味。后来才有了葱、姜、蒜、花椒等辛香类天然调味品。秦汉发明了酱、豆豉,盛唐时人们口吃之物依旧简单、清苦。直至宋朝,食品才开始丰富。《东京梦华录》里面的北宋汴梁,《梦粱录》里面的南宋临安,已完全具备了大城市的繁华,书中记载,临安城已经有了“月饼”。据考证,宋朝已有了烧酒、烧春这类蒸馏酒,高度数的烈性烧酒极大地促进了美食的消费及提高。
古代文人大都是吃货,他们还各自拥有独门绝技,甚是了得。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发明的花生米和豆腐干同嚼,能吃出火腿的味道。与之同时代的戏剧家李渔,曾经用陆地上长的蕈和水里长的莼菜做羹,加上蟹黄和鱼肚肉,取名字叫“四美羹”,听说客人吃了这“四美羹”之后,纷纷赞誉道:今后没地方下筷子吃到这么鲜美的羹汤了。
现代文人更是能吃会喝,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喜食善饮,有空就下馆子。现代人在吃的趣味和情调上,比古代文人差了一些。鲁迅在北平时,日记中记录的饭馆、酒楼就是一幅民国北平的美食地图,据邓云乡先生统计,有65家之多。鲁迅在日记中提到的广州餐馆总共有25家。鲁迅还有一个习惯,这家酒店好吃的话,他会经常光顾。当然,鲁迅生活优渥,他从不缺钱。
热爱美食,人之嗜欲。李白吐槽“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逐出京城,赐金放还,怀才不遇,倾泄心中块垒。好不郁积!曹操禁酒,人们不敢言酒字,用“圣清”“贤浊”代替。“圣清贤浊”表示酒的优劣。今尝“圣人”,明品“贤人”,对话者一清二楚,好不有趣!圣贤寂寞,饮者留名!(俞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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